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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历史逻辑看，这是中国经济发展进程的必然选择。改革开放后，中国“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外向型经济模式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但随着全球经济格局变化和外部风险增加，其局限性逐渐显现，“以内为主、内外并重”成为经济发展逻辑的自然演进。同时，这也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与反思，二战后许多国家经济起飞阶段都经历了从外向型经济向内需主导型经济的转变，我国三线建设等时期的内需型经济建设经验，也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了历史借鉴。

　　李鲁：在理论逻辑层面，新发展格局根植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社会化再生产和资本循环的基本原理。从社会再生产层面看，构建国内大循环正是要打通供需之间的结构性堵点，使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实现更高效的交换和消费，保障社会再生产顺畅运行。从资本运行的角度看，国内大循环强调以产业链供应链为基础，推动资金流、物流与产品流在国内经济系统中高效协同运转，实质上是通过畅通不同资本形态的顺利转化，实现资本的不断增值和经济的内生增长，从而构成稳定、自主、可持续的国民经济运行体系。

　　刘功润：首先，亟须构建网络协同的统一大市场。要进一步完善交通、通信、能源等基础设施网络，加快高速铁路、高速公路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优化物流配送网点布局，最大化降低物流成本。同时，要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企业深度融合，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实现物流与数据流并行不悖。物流行业数字新基建非一日之功，但加快数字化进程却是提质增效的必由之路。当然，统一大市场建设不是要求整齐划一、量化统一，而是要在承认资源禀赋不同、尊重市场规律的前提下，抓好底层规则和接口的统一。关键还在于通过改革巩固和扩展市场资源优势，形成协同效应，推动市场由大到强。

　　其次，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水平。我国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强链补链任务还很艰巨。一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强自主创新，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瓶颈，在战略性产业加大研发投入，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大对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的扶持力度，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另一方面，在促进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5G等新兴数字技术与供应链各个环节融合的同时，还应关注线下实体供应链的安全性运营问题，大力支持发展兼具数字化与实体供应链运营能力的新型实体企业，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再次，扩大内需市场，发挥消费的基础性作用 ，对于我国打通经济循环梗阻、发挥内需主导优势至关重要。我国拥有庞大的消费市场和巨大的内需潜力，这是经济发展的强大优势。通过提升居民收入水平、优化收入分配结构，可以增强居民的消费能力，为消费市场提供有力支撑。同时，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不容忽视。消费者对高品质产品和服务需求的增长，将促使企业加大技术创新和产品研发投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这种供需两端的良性互动，将增强经济的内生动力。此外，消费的多元化和个性化趋势也为企业提供了市场空间，企业可以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开发出更多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产品和服务，从而实现从生产导向向消费导向的转变，提高市场竞争力和经济效益。

　　从实践角度看，现阶段我国需要依靠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来释放国内大循环的发展潜力：一是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着力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二是加快推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进一步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国民初次分配中的份额，凸显再分配和三次分配的收入分配调节功能，缩减收入分配差距。三是深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加快进城务工人员市民化进程，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以农村居民为重点着力解决相对贫困问题，依靠政府-市场两种力量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壮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四是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增强对居民的人力资本投资，促使城乡居民对未来收入和支出保持稳定预期，提高其消费能力和意愿。五是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我国居民需求的层次性、差异化、个性化特征不断增强，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持续下降，必须进一步发挥市场、价格、竞争机制的作用，促使企业依据市场需求变动提供多样化产品，依靠新产业新技术新产品回应居民的新需求。六是持续推进政府职能转变。依靠激励机制和财税体制完善推进政府职能转变，促使各级地方政府从“为增长而竞争”转向“为创新而竞争”“为民生而竞争”，激励地方政府降低对要素配置的参与程度，并提高对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在各级政府“既不越位、也不缺位”的情形下形成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强大动能。

　　再次，在高水平对外开放和内外联通中加强双循环相互促进的能力。国内大循环并非闭关自守，而是在强调国内经济的自主性和安全性的同时，依托自身市场优势吸引全球优质资源和高端生产要素进入中国市场，提升产业竞争力与经济韧性，并与之相应地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另一方面，通过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更广泛的国际市场空间，增强我国在国际循环中的主动性和话语权，从而实现以国内大循环更好牵引国际循环，这也是近些年中国企业出海浪潮的时代背景和原因所在。